书的开头给出以下例子：

1. 在加州的圣安娜（SantaAna）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有权以每晚82美元的价格升级到干净又安静的牢房。

2. 支付6250美元，便可以让一位印度的妇女为西方国家的夫妇代孕。

3. 在南非，支付15万美元便可以猎杀一头濒危的黑犀牛。

4. 很多著名的大学曾经承认，他们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以上这些作者所举出来的例子都反映了一个当下普遍发生的现象——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商品，而是越来越渗透到商品之外的生活领域。因此，作者提出反思：我们到底是否想要这样的生活呢？

换一种问法：金钱是万能的吗？

绝大部分人都会赞成“金钱并非万能”这样的观点。至少，情感（比如：友谊、爱情、亲情）；品质精神（比如：忠诚、勇气、善良、社会责任和道德正义感）等这些“东西”是无法用金钱来完全购买的。

金钱的作用局限于可供买卖的领域——“市场”，在市场之外的领域，金钱很难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搞清楚“金钱不能买什么”这一问题，就必须界定市场领域和非市场领域的逻辑差异。

1

市场领域的逻辑

在大城市的一流医院里，倒卖门诊号，尤其是专家号的现象屡见不鲜。类似的只要有门票等供不应求的商品，黄牛党就会出现，就会有市场经济插足的现象发生。美国早就有了专业替人排队的公司或网站，例如craiglist.com; Linestanding.com。

“先到先得”的“排队逻辑”被“价高者得”的“市场逻辑”所取代，这就是市场经济的逻辑和价值观进入本由传统规范所约束的生活领域的表现。

市场的逻辑是什么呢？在经济学家和“市场万能论”人眼中，雇人排队、倒票或倒卖门诊号并没有错。他们反而对排队的伦理没有太多同情，他们会问，如果我想雇佣一个无家可归者替我排队，为什么其他人应当抱怨呢？如果我愿意转售我的门票或门诊号，而不是使用它，为什么其他人应当阻止我这么做呢？

进而他们提出两点理由。一个是关于尊重个人自由的观点，另一个是关于福利或社会功利最大化的观点。第一种观点的实质上体现的是自由至上：它认为，人应当有自由按照自己的意愿买卖任何东西，只要他们没有侵害别人的权利，即市场是自由的。第二种观点的实质是功利主义（也叫效用主义）：它认为，市场会惠及交易双方，在黄牛的逻辑中，黄牛通过排队的事件牺牲，换取了他们所需要的金钱回报，而购买者则通过购买，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自由市场的价格机制，使得他们在交易中获得了最大的回报总和。也就是说，社会总福利增加了。这就是经济学家说自由市场有效分配物品的意义所在，通过允许人们进行互惠交易，市场把物品分配给了那些最珍视这些物品价值的人，而衡量的标准便是他们的支付意愿。持有这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曼昆说道：“黄牛党有助于确保那些有最大医院付费购票的消费者真正拿到票”。

因此，自由市场应当受到赞扬，因为他们把那些被低估的物品送到了那些最愿意出价购买它们的人的手里，从而提高了社会功利。

但是上述说法正确么？

在市场的逻辑中，市场通过一种自私的方式，完美并且高效地支配了世界的运转，并且使得人们的总福利水平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不禁要质问两个问题：市场交易的买卖双方真的是自由的吗？出价水平的高低真的反映了购买者的需求高低吗？医疗资源是否应该倾向于一个身患急病的穷人，还是一个买得起高价专家号的消费者？

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眼里，买卖人体器官是各取所需，自由的交易给交易双方都带来了福利的提高，并且没有伤害到他人利益。不过，在这样的交易中，双方很有可能是不平等的。

让我们假设这样一个情形，如果一个家庭非常贫穷，为了让家庭中的成员能够活下去，丈夫选择卖肾来换取一定的金钱来维持家庭开支。那么在这样一个交易中，卖方对于金钱的极度渴望使得他失去了平等的议价能力。与此同时，这也许并不能提高那个贫穷家庭的福利（其他家庭成员将背负心理上的痛苦），也不能显著提高丈夫的福利。进一步来说，如果“健康”成了富人的专利，富人用钱换命，而穷人拿命换钱，这样的社会，是否显得病态？

那么，在器官买卖的交易中，出价水平的高低又真的反映了购买者需求的高低吗？当器官的移植变成商业市场，穷人将会无法承担高昂的价格，富人却能轻而易举地购买到匹配的器官。但是我们可以说，穷人对健康的渴望就比富人少一分吗？

因此，作者指出：经济学家往往拒绝谈论道德或是精神，他们认为价格所反映的供给和需求是人对欲望的追求，与道德的好坏无关。

列维特和都伯纳解释说，经济学“绝不做道德买卖，道德所代表的是我们希望世界运作的方式，而经济学则解释了世界实际运行的方式”。可以说，经济学家追求的福利最大化，其理论的基础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哲学。

2

市场信念的两大原则

为了解决这样的道德窘境，经济学家进一步做了反驳。

市场信念的第一个原则认为，把某种行为商业化并不会改变这种行为。基于这个假设，金钱绝不会影响非市场规范。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赞成把市场扩展到生活所有方面。因为：如果把先前非交易的物品变成可交易的物品，那么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损害。即使这种商品是人的血液，交易也不会改变血液本身的价值——服务于维持生命。即，交易前后，血液依旧服务于生命，因此交易不会改变血液的本质。

市场信念的第二个原则认为，伦理行为乃是一种需要节约的商品。其要点是，我们不应当过分依赖利他主义。这种原则认为，利他主义等优良的美德都是可耗尽的稀缺资源。依赖自利的市场可以使我们不必用尽有限的美德资源。比如，如果我们在血液的供应上依赖公众的慷慨，那么他们在其他的社会目的或慈善目的上就不会再有那么多慷慨了。

但是上面的说法正确么？

市场信念的第一个原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即血液市场的创建并没有改变血液的价值或血液的含义。它仍将服务于维持生命这一目的，而无论这些血液是人们捐献的，还是买来的。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将血液市场化的行为却没有考虑到，血液的买卖行为会减损献血行为背后所隐含的利他主义精神（当人们习惯于买卖血液，而非捐献，那么捐献血液就不会显得很高尚。甚至当人们习惯于给血液一个价格，那么献血的行为甚至会变得有些愚蠢）。而这种利他主义精神，其实也是血液本身价值的一部分。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血液商业化的行为确实改变了血液的意义。

英国社会学家理查德·蒂特马斯做过一项关于献血的经典研究。在其1970年出版的《礼物关系》（The Gift Relationship）一书中，他比较了英国和美国的血液采集系统。在英国，所有用来输血的血液都来自于无偿献血者，而在美国，部分血液来自于无偿献血者，部分血液则是由商业血液银行从一些愿意把卖血作为一种挣钱途径的恶人（一般是穷人）那里买来的。

通过蒂特马斯所提供的大量数据表明，仅从经济和实际的角度来看，英国血液采集系统比美国血液采集系统运行得更好。他论辩说，这是因为美国商业化进入血液市场的行为，导致了志愿献血的愈发短缺，血液浪费严重、采集成本较高、被污染风险较大等弊端。

至于市场信念的第二个原则——节约爱（由Sir Dennis H. Robertson 于195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两百周年校庆的演讲中提出），这种理解高尚美德的方式，对于任何不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来说，都是怪异而又牵强的。因为爱与仁慈，并不像一般的稀缺资源那样，越用越少，反而会在实践中得到扩展。试想，如果一对夫妻在其一生中都为了积攒他们的爱而不在意对方，而另一对恩爱的夫妻更多地向对方表示爱情，那么是第一对斤斤计较的夫妻所剩的爱多，还是第二对夫妻过得更好呢？

类似的，对于社会团结和公民道德，亚里士多德教导我们说，美德乃是某种我们要用实践去养育的东西：“我们是经由为正义之事才变得有正义的，我们是经由采取节制之举才变得有节制的，我们是经由做勇敢之事才变得勇敢的。”绝大部分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都会同意以下观点，即多使用利他主义、践行社会责任的行为不仅不会使得珍贵的道德变少，而且使得美德的力量更加强大。

3

市场与道德的关系

市场基于一种自利的机制，在社会经济的很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的这种自利属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而市场意识的强大超出了大部分人的想象——人们开始对各大体育场的冠名见怪不怪，对马路上私家车的车身广告习以为常，对铺天盖地的广告视若无睹，这些似乎都不伤大雅。但是当中国的百度公司将医院、医疗广告置顶到搜索结果的前端，继而无数人因此蒙受金钱、健康上的重大损失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种不道德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危害。

当市场逻辑与商业规则越深渗透到非市场领域中，道德规范就越被排斥。因为，当我们决定某些物品可以买卖的时候，我们也就决定了（或是隐晦的决定了）把这些物品视作商品是适当的。但实事并非如此，例如人体、儿童、健康、教育、家庭生活、自然环境、艺术、公民义务等，都不能够被商品化，如果我们毫无顾忌地把市场规范纳入这些领域，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成了当今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当今中国人民高等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物质生活愈发丰富的同时，很多人却觉得社会道德在滑坡？

那么市场的道德底线在哪里？是否存在金钱不应该购买的东西？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样的问题，是否会有更加清晰理性地答案。

看到了市场逻辑侵入非市场领域的后果后，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市场究竟是如何排挤非经济生活领域原有的社会道德规范的。

桑德尔的分析认为，市场价值观对于非市场价值观的排挤和侵蚀作用，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破坏社会公平和造成道德腐蚀。

1．公平理由：

为什么说过度的市场化和商品化会破坏社会公平？在传统的商品经济中，所交易的物品绝大部分只具有简单的物质属性，例如杯子、椅子、服装等。这些物品不带有人类所特有的道德判断。我们不会去评价顾客在星巴克购买一个好看的人鱼马克杯在道德上正确与否。

但是当市场化和市场意识扩展到其他本不属于经济领域的生活领域时，我们会去质疑，是否能对一些独特的东西进行明码标价。

在买卖人体器官的例子中，穷人为生活所迫，而无奈出卖自己的健康，而在交易过程中，穷人也并不具有平等的议价能力；更深远的影响是，当健康成了富人的特权，当金钱成了收割穷人健康的残酷机器，当社会的血液从底层向上层不断喷涌，社会的公平将不复存在，人人生而平等这样宝贵的思想，被强大的金钱彻底碾碎。同样，春节回家的车票、优良的医疗资源、优质的教育资源、甚至是北京中心城区的居住权，这些本该惠及大部分人的社会进步，将服务于少数拥有庞大资本的阶层。

在功利主义中，用愿意支付金额的大小，来衡量消费者的偏好也是不尽合理的。因为购买行为的发生，包括了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两个方面。球场上的VIP包厢中的精英们可能更专注于商谈着生意，而普通的球迷（或者说真正的球迷），可能却因为黄牛的垄断了票源和囊中羞涩，无法进入球场为热爱的球队呐喊欢呼。

2．腐蚀理由：

金钱如何腐蚀一些道德伦理？这个问题有些抽象，但是在两个具体的例子中，会体现得非常具体。

以色列的一些托儿所面临着一个人们所熟知的问题：一些家长有时候无法按时去接他们的孩子。因此一位老师在迟到的家长来接孩子之前不得不留下来陪孩子。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托儿所对迟到的家长处以罚金。但结果却是，迟接孩子的现象实际上反而越来越多了：之前，迟到的家长会感到内疚，因为他们给老师带来了麻烦。而现在，家长则把迟接孩子看成是一项他们愿意为之付钱的服务。罚金，变成了一项费用。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在强迫老师延长工作时间，而只是付钱让他们延长工作时间而已。

第二个例子发生在瑞士。

瑞士一直在设法寻找一个贮存放射性核废料的地方。尽管瑞士严重依赖核能，但是很少有社区想让核废料存放在他们那里。当时，被指定可能对方核废料的一个地方是位于瑞士中部叫做沃尔芬西斯（Wolfenschiessen）的小山村。1993年，也就是在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公投前，经济学家对这个山村的居民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该山村居民的微弱多数（51%）表示，他们会接受存储核废料的决定。显然，这些居民的公民义务感压倒了他们对风险的担忧。但更有意思的是，当经济学家进一步调查，如果瑞士国会提议在该山村建立一个核废料贮存点，并每年对该处的居民进行现金补偿。那么，你会支持这么做吗？调查结果表明，小山村居民的支持率不是上升了，而是下降了。从原来的51%降到了25%。，此外，即使补偿额度增加到每人8700美元（远超瑞士一般人月收入）时，支持率仍然很低。

主持这项研究的瑞士经济学家布鲁诺·S·福莱和美国经济学家菲利克斯·奥伯霍尔泽吉指出，价格效应有时候会受到道德考量（其中包括对共同善的承诺）的压制。对于许多居民来说，接受核废料贮存点的意愿体现的是一种公共精神：整个国家都依赖核能，因此核废料总得有一个地方来存放。如果他们社区被认为是最安全的核废料存放点，那么他们愿意承担这项负担。而在这种背景下，给他们现金的做法给人的感觉就像是贿赂。事实上，在那些拒绝金钱补偿方案的人当中，有83%的人通过宣称他们不可被贿赂这样一种方式解释了他们的反对行为。

越来越多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强调了内在动机（比如手头工作的道德信念或兴趣）和外在动机（比如金钱奖励或其他有形的酬劳）之间的区别。当人们从事一项他们认为具有内在价值的活动时，给他们金钱这种做法可能会通过贬低或“排挤”他们内在兴趣或承诺而弱化他们的动机。规范经济学理论把所有的动机（不论这些动机的性质或渊源）都解释为偏好，并且假定他们都具有加法性质。但是这种观点却忽视了金钱所具有的腐蚀效应。

为了进一步理解市场逻辑带来的与“公平”和“腐蚀”相关的两个后果，我们可以再看一看以下一些新的可能性：

1.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777美元；

2.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试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7500美元；

3.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者阿富汗打仗：每天250美元-1000美元不等；

4. 社会事业单位（比如公立医院、消防局、中小学进一步改制为公司制，参与市场竞争），比如，中小学腾出一部分师资进行课外辅导市场化：老师可以为愿意支付额外学费的学生进行课外辅导。

市场逻辑（或者金钱）的这种腐蚀作用，也反映了人们在理性人之外的特征，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自利性的，人们需要有利他精神和道德规范来构建出一个完整健康的社会生活方式。比如家庭范围内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高尚的教育工作者、医疗卫生工作者为教育与健康事业的无私奉献，这都不能够以功利的逻辑和市场的标准去衡量、去待价而沽。这种相较于功利主义而言的非理性的道德本质，可以当作人类精神层面更加深刻的需求和对幸福的追求。

（百舸争流）

（芸芸众生）

反思

很多人把中国的社会道德问题归结为：“绝大部分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

也许不是因为没有宗教信仰。

在中国，“市场经济滑向市场社会（ from “having a market economy” to “being a market society”）的趋势明显。市场经济是组织社会生产的一种工具——一种有价值且高效的工具；而市场社会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被市场价值观渗透到各个领域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工具理性为单一极权的行为标准，是单向度社会的特色。

问你个问题，腾讯帝国的软肋在哪儿？

当下的中国虽然在思想创作领域落后，但在信仰道德领域里并非是空白的，我们单一地信奉“发展是硬道理”的功利/效用主义。

功利主义、工具理性的单向度，让市场逻辑连同消费主义在中国更加所向披靡地渗入到非市场领域，大学学子把赚钱作为主要的成功追求，热恋爱人把爱情表达为消费与红包，家庭幸福与消费能力成为一体，人的能力品质也越来越被市场价值所衡量，甚至是产生思想和本应该对社会思潮进行批判反思的学术文化与教育领域，也深深刻上了市场规则的烙印：学者的思想作品，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教授可以花钱雇佣购买他人的“脑力产品”，学术论文越来越像工业化生产线一样规模制造，同时学者不再关注研究的思想贡献，而是自己在“学术市场”的身价。

当我们不再对道德讨论与良知，收益与成本就成了执着；当我们默认过度市场化带来的不公，甚至不觉得有不公的存在；当我们任由市场规则统治生活；当我们发展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发展得越快，结果会越好吗？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是人类进步的发动机；宗教道德是人类进步的指南针。”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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